劉亞洲上將談甲午：制度‧戰略‧信仰‧國運

2014-05-07 1210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空軍上將接受了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劉聲東和《參考消息》報社總編輯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空軍上將接受了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劉聲東和《參考消息》報社總編輯張鐵柱的採訪，就甲午戰爭談了自己的看法。

記者：請您談談對甲午戰爭的看法。

劉亞洲：習主席說，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再往大處看，它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于兩點：一、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二、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愈合，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已成為一種標志，一個符號。

一、制度

劉亞洲：甲午之敗並非海軍之敗，也非陸軍之敗，而是國家之敗。

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但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于外形。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當飯吃的消化了，強身健體；當衣服穿的只撐起了一個模樣。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澤諭吉這個順序走的，而清朝則反著走。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曾分別接待過中國和日本兩個代表團，後來有人問他對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他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

記者：當時清朝有句口號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劉亞洲：中國古代文明太燦爛了，反而成了我們的包袱。日本從來不是領導世界歷史文明潮流的強國，因為它缺乏文明的原創力，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時能夠輕裝上陣。況且日本是個愛學習的民族，誰強跟誰學，而且學得有模有樣。當年它被唐朝打敗之後，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時日本彌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風。二戰結束後，東京的廢墟瓦礫還沒清除幹凈，裕仁天皇就簽發了向美國派出留學生的詔令。所以，明治維新短短30多年時間，便把日本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並不讓人驚訝。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清朝怎麼能贏？

記者：您說當時日本已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有什麼標志？

劉亞洲：最主要的標志是人的覺醒。日本秉承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母國是一樣的：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人民只有宗族意識，沒有國家意識。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與堅忍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國人的書叫《支那論》，說中國人“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其實以此來形容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效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有沒有財富。明治維新時，日本還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是“納稅人的參政權”。大久保利通說：“國家強大源于民眾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腐朽的制度不僅阻礙民族發展，為敵國入侵提供可能性，並在關鍵時刻出賣民族利益。甲午戰敗後賠了那麼多錢，可戰前買軍艦，竟一分也掏不出來。有了國民，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戰爭從來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軍人的事。威海衛陷落後，南洋艦隊曾派人向日本海軍請求，歸還被俘去的南洋艦隊的兩艘艦只，因為這兩艘艦是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會操的，而非參戰，理應歸還。此事成了海戰史上的笑柄。

記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劉亞洲：梁啟超說：“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日本自然資源實在匱乏，所以就最大限度開發人的資源。明治維新時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它首先抓的是對人的教育。這裏說的教育指的是“歐化”後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後的舊式教育。甲午戰爭10年後，日本又打贏了日俄戰爭。日本天皇說，贏了這場戰爭，他最應當感謝的是日本的小學教師，因為日本士兵絕大多數都受過小學教育，而沙俄士兵則大多數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帶來了思想的革命。軍隊是更需要思想的。對一支軍隊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殺手?。紅軍就是一支有思想的軍隊，所以它戰無不勝。

記者：相比之下，清軍就差多了。

劉亞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國歷史上最差的教育。有個國家領導人在一次會議上拿出兩份清朝的名單，它們是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的。第一個名單上的人是傅以漸、王式丹、林召堂、劉子壯、陳沅……第二個名單上的人是李漁、洪升、顧炎武、金聖嘆、黃宗羲、吳敬梓、蒲松齡、袁世凱。第一份名單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狀元，第二份名單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這兩份名單最能說明教育的問題。

記者：這個對比太強烈了，也太有說服力了。

劉亞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戰時期日本軍隊的影像，總覺得日本軍人臉上有股異樣之氣，別人很難模倣。老幹部看了我國演員扮演的日本兵，總說：“不像。”為什麼不像？缺少了什麼？有一次，我在日本訪問，正值馬拉松比賽，七大電視臺全部轉播。日本幾乎是全國觀看。有一個運動員腿扭傷了，花了近五個小時才跑到終點，但日本電視一直在跟拍他。街道兩側，密密麻麻全是為他鼓氣的人。這時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種異樣之氣是什麼了。就在甲午戰爭前不久，李鴻章訪問英國，英皇室為他表演網球。事後問他觀感。李鴻章說：“很好，很好，只是實在太辛苦，何不雇人來打？”

記者：李鴻章這樣的人，還是洋務運動的精英。

劉亞洲：梁啟超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英雄。在他看來，日本的伊藤博文則是造時勢的英雄。他還說，像伊藤這樣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國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動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敗事也在人。李鴻章以一人來敵一個精英集團，怎能不敗？

二、戰略

劉亞洲：甲午戰爭其實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亞洲各國相繼沉淪，只有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參與者，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上，與日本明治時期那代人，應該同樣值得尊重。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中日雙方都在西方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進行戰略轉移。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徵的國家戰略上始終裹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記者：這告訴我們，任何時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戰略。

劉亞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戰略意志。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日本學習。日本是個島國，它始終認為自己的出路在大陸。為了踏上列島西邊這片大陸，它已經準備了上千年。也就是說，它的對華戰略已經實施了上千年。歷史上的日本有兩個特點：一、一旦權力集中，就要徵韓；二、每一次自然災難之後，就會出現要求對外動武的聲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島大地震後，日本右翼分子對釣魚島的染指。其實這都與它的大陸戰略有關。大陸情結貫穿了日本歷史的始終。

中國歷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戰略家，但是難以有跨越數代人的長久性大戰略和實行這種戰略的意志。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叫囂的是“國運相賭”。清朝就沒有這樣的國家意志。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是想永久佔領中國的，所以它學習的是滿清滅亡明朝的經驗，以摧毀中國人的心理和意志為主。這就是為什麼日軍在戰爭中對中國人那麼兇殘和幾次大屠殺的原因。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翻版。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屠殺不發生在南京，也一定會發生在其他地方。只不過南京更合適罷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遠大于揚州。這是日本的既定戰略。

記者：這樣一講，日本的戰略脈絡就看得很清晰了。

劉亞洲：其次是戰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遠。中國的歷史，首先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一部分，然後才是自身發展的歷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國。甲午戰爭既是中日雙邊衝突，又是大國博弈的產物，對國際格局的影響至今未消。1853年，英國在克裏米亞戰爭中戰勝俄國，堵住了俄國南下的道路。不久後，左宗棠收復新疆，也讓俄國在中亞方向無所作為，所以它掉頭東進，這就與日本發生了衝突。甲午戰爭後，日俄衝突成為必然。10年後，雙方爆發了被西方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這場新列強戰勝老列強的戰爭，催生了日後的俄國“十月革命”，對世界大格局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記者：請您談談清朝的軍事戰略。

劉亞洲：美國人李普曼說，只要存在著一條軍事疆界，一條相應的政治疆界就會出現。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只要存在一條政治疆界，一條相應的軍事疆界就應該出現。軍事戰略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軍事戰略應當服從國家戰略。但是如果軍事戰略出了問題，仗打敗了，這個國家的國家戰略也就完了。退一萬步說，即使國家戰略出現失誤，如果軍事戰略恰當，還能為國家戰略重構創造機會。否則，即使國家戰略正確，如果沒有正確的軍事戰略配合，國家戰略照樣無法實現。縱觀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家戰略，最能說明這一點。清朝經過30年洋務運動，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將強未強。清朝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略機遇期不失去。日本則強調“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8次擴充軍備，準備“舉國發動，國運相搏”。誰的國家戰略目標正確，一目了然。但戰爭結果是，正確者失敗，錯誤者勝利。差距就在軍事戰略上。

清朝經過了30年的軍事變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主要是觀念落後。勝利的軍隊用未來的觀念打今天的戰爭；失敗的軍隊用昨天的觀念打今天的戰爭。清朝的軍事變革，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評價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樣，“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舊式服裝時期的那些思想卻留下了”。清朝的軍事改革從根子上沒有能夠擺脫農耕文明的桎梏。農耕生產方式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飯吃就滿足。農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內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內鬥那麼激烈也是農耕文化的產物。因此，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奉行的卻是長期防禦性戰略。這是一支農民的海軍，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軍，而不是一支經略大洋的海軍。表面上看，甲午海戰的戰場上，是雙方“海龜”的較量。軍艦都是從歐洲進口，雙方將領畢業自同一所軍校，且都用英語指揮。但那是農民與現代軍人的較量，那是雞蛋和石頭的碰撞。我曾為北洋水師在全部海戰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艦而震驚。後來我想透了，這絲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雞蛋聯合起來就能夠打過石頭嗎？退一步講，即使是防禦，第一道防線也應該在對馬海峽展開。反觀北洋水師，只敢在大陸沿海做些機動。作為失敗的典型，這支水師實在太“成功”了。

記者：清朝軍事變革還有什麼問題？

劉亞洲：還有兩點，第一是沒有現代軍事思想家。沒有軍事思想家就無法進行戰爭的頂層設計。而頂層設計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中國一貫有輕視軍事思想家的傳統。兵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經的讀書人以讀兵書為恥。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在列強的監視和重壓下，從零開始，僅僅20年時間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機械化大軍，橫掃歐洲。德軍是怎麼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重視軍事理論家。古德裏安因為他的理論被任命為德軍第一支裝甲兵團的司令官，官拜上將。中國自古很少有軍事理論家受到如此重視。與之相反，日本對華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設計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普通的學者和知識分子。

第二是難以衝破利益的藩籬。清朝的新軍本來就是在湘軍、淮軍基礎上組建的，門戶對立，內鬥激烈。朝廷上有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朝廷外有革命黨與保守黨的鬥爭。黃遵憲在甲午戰爭中悲憤地說：“噫吁哉！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鬥雞，不能群。”軍事工業分屬不同洋務集團，已然成了官員私產。戰爭中，日軍繳獲大量清軍裝備，這些裝備型號之多，令日軍瞠目。各個集團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師炮臺上的火炮型號達84種之多。

記者：這樣的軍隊怎能打勝仗？

劉亞洲：甲午戰爭中，一些優秀的清朝軍人盡力了，特別是北洋水師的一些將領。北洋水師共有11名管帶，7名殉國，近3000名官兵血灑海疆。但這並不能改變戰爭結局。他們越英勇，就越反襯政府無能，反襯戰略出錯所造成的代價之慘重。甲午戰爭，是近代歷史上中國軍隊與外國軍隊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又是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短暫的戰略機遇期徹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強盛。中國則自始墜入深淵。僅舉海軍為例，到二次大戰爆發時，日本海軍總噸位為98萬噸，擁有10艘航空母艦。此時中國海軍全部艦船總噸位只有5.9萬噸，還沒有日本一條“大和”號戰列艦的噸位(6.5萬噸)大。

三、信仰

劉亞洲：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

記者：“甲午殤思”係列中專門有一篇文章談這個問題。

劉亞洲：了解一個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這是一個民族的基因。基因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特徵、發展和變異。要知道一個國家未來向哪裏去，可以先通過基因分析看看它從哪裏來。分析甲午戰爭，同樣必須分析雙方的基因，才能透過現象看清本質，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夠看清千年後的發展。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派出了大批間諜，我記得有一個間諜來到南方一處遊冶場所，傾聽緩慢、悠長、哀傷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說：“完了，這個大國完了。”他從音樂聲中看到了晚清中國人的精神狀態。

記者：評價甲午戰爭，都覺得中日兩軍精神狀態差距太大。

劉亞洲：清軍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豐島海戰、平壤之戰，乃至大東溝海戰，日軍無一戰有十足勝算，但清軍卻總是無一戰不一觸即潰。日本《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蟲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蒙混過關。”以至于戰後在日本兒童遊戲時，辱罵失敗者是“支那”。兩國老百姓的精神狀態對比也非常強烈。中國老百姓送親人上前線，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徵的情形，梁啟超寫過了：“親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營房當作莫大光榮。那光榮的程度，中國人中舉人進士不過如此。”他還說，日本人歡送親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戰死”三字相贈。報刊所載贈人從軍詩，都以“勿生還”相祝賀。就連在日本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錢捐物資助國家戰爭。

旅順大屠殺時，中國百姓幾乎未有任何抵抗，絕大多數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鴻章幕僚羅豐祿描述：“倭人常謂中國人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福澤諭吉說：“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在中國，一共發生過兩次刺殺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兩個義士都是朝鮮流亡者。朝鮮人在中國土地上有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讓日本人膽寒。我常常想，如果他們是中國人該多好。如果一條魚病了，是魚的問題；如果一條河的魚全病了，那就是水的問題。

記者：這個“水”指的是中國文化嗎？

劉亞洲：是的。中國的國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思想燦爛絢麗，極富進取心，也極富創造力。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與之相得益彰的則是直到今天仍令我們神往的諸子百家，洋洋大觀！那時的中國人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的是中國傳統中最健康的東西，如信、義、仁等等。秦始皇之後，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權力不允許民眾樹立信仰與道德，因此成了一盤散沙。尤其是經過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統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你看看明、清的繪畫，很多是顏色黑白的山水畫，愁雲慘霧，給人一種淒涼壓抑的感覺。戴季陶說，日本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的畫中，都含有不少殺伐之氣。200多年前，一個叫馬戛爾尼的英國人到中國走了一趟，回去後，一針見血地說了一句話：“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做官。”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國後得出一個結論：“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提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分子”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失誤還要可怕。

記者：日本似乎也沒有宗教。

劉亞洲：對，日本對外出口一切，但獨不輸出或輸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來源于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豪俠人格。石原莞爾認為，中國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這種“武士”在宋朝以後永遠消失了。中國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發揚光大。日本神道最強調“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種宗教，並成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緣由是這個島國歷史上幾乎從未受過外來侵略，也沒有發生過王朝更替，是所謂“萬世一係”。武士道精神加上對天皇的忠誠，使日本出現了一種畸形的信仰，將死亡視為解脫，認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譴責。武士道強調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學習的就是忍耐、冒險和自殺。“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兩難之際，要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而且是果斷地死，毫不猶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對不起領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殺以謝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認罪看得很重。正因為如此才不會輕易認罪。切腹自殺是最痛苦的一種自殺方式，卻最受日本推崇。這種信仰調教出來的人，在侵略戰爭和屠殺中是不會有任何道義和憐憫的。我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軍的照片，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清軍士兵無論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厚道的農民；而日本農民不管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軍歌：“……衝向高山，讓屍骸填滿溝壑；走向大海，讓浮屍浮滿洋面。”在現代世界軍隊中，哪支軍隊有這樣又是屍體、又是鮮血的軍歌？

記者：聽上去像今天恐怖主義分子的調門。

劉亞洲：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國，從來就是以屠殺為手段。有一種研究認為，甲午海戰時，北洋水師炮的口徑大，日艦的炮口徑小，但射速快。日軍是打人不打船。當4至5倍于清艦射速的炮彈雨點般地落在船上時，給北洋水師造成的肉體創傷和精神打擊是巨大的。日軍攻擊旅順，遠沒有像10年後日俄戰爭時那麼吃力，傷亡那麼大，但它還要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殺得旅順只剩下36人。面對這樣兇殘的敵人，你想當時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下的中國人能夠抵擋嗎？

記者：難以想象。

劉亞洲：可是，一個奇怪的情景發生了。就在甲午戰爭發生40年後，有一批中國人做出了這個民族近千年來不曾有過的壯舉。這個壯舉令世界震驚，也令中國人自己震驚。這就是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裏長徵。中國工農紅軍一掃甲午年間中國人的那種懦弱、麻木、貪生怕死，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他們是那樣英勇，大無畏，那樣藐視死亡和苦難。長徵，被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比作猶太人出埃及、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和美國人徵服西部，他認為：“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徵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熱津斯基說：“對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講，長徵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後東西的必要因素。”這支衣衫襤褸、面帶饑色的軍隊從南中國出發時有8.6萬人，到陜北時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這支軍隊，後來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新生政權。僅僅40年，他們應該還算是甲午同代人。他們怎麼會這樣？是什麼使他們改變得如此面目全非？

記者：您說是什麼？

劉亞洲：我給你講一個長徵中的故事：紅軍翻越一座叫黨嶺的雪山，那是長徵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為缺氧和勞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裏。後來部隊上來後，發現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頭緊握。他們掰開這只手一看，裏面是黨證和一塊銀元。黨證裏寫道：劉志海，中共正式黨員，1933年入黨。從這個故事中，你一定會明白紅軍的力量來自哪裏。

四、國運

劉亞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認為，它同時還是民族之幸。因為在這場戰爭之後，一個奇妙的瞬間誕生了。在這個瞬間裏，歷史向古老的中國打開了另外一扇門。

記者：為什麼這麼說？

劉亞洲：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甲午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梁啟超曾有過入木三分的評論：“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從準確意義講，不是鴉片戰爭，而是甲午大敗才是中國人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始。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發生。甲午年6月，時年28歲的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指出器物層面改進不足以勝西洋，結果不被採納。3個月後，黃海兵敗。同年11月，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次年2月，香港興中會成立。興中會就是同盟會的前身。同盟會成立幾年後，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為不滿日本強加給中國的所謂“21條”，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正是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從此，中國歷史開始了偉大的轉折。

毛澤東出生在甲午戰爭前一年。鄧小平出生在甲午戰爭10年後也就是日俄戰爭的當年。他們的青年時代，正是甲午風雲掀起的巨濤對中國近代史衝擊最猛烈的時代。啟蒙、自強與救亡，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他們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們肯定從來不曾忘記甲午。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談到中印領土爭端時說過“不能做李鴻章”的話。1982年，面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不願把香港歸還中國，鄧小平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正是在這兩位偉人手中，中華民族獲得了復興。

記者：還沒有人從這個角度看甲午。

劉亞洲：從另一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應當感謝日本。毛澤東就講過類似的話。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日本是一個有特點、有優點的對手。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是中國最新的老師。沒有甲午一役，中國還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于造槍炮，而在于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中國共產黨在當代最偉大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這群有信仰的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甲午戰爭失敗的陰影。抗日戰爭中，他們不僅徹底戰勝了日本侵略者，還在第二個甲午年到來之際，打勝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這似乎是一個宿命。當年的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抗美援朝戰爭，又回到了60年輪回的原點，這一仗不僅挽回了中國軍人自1840年以來屢戰屢敗失盡的顏面，而且為民族復興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撐點。這是毛澤東的大手筆。薩鎮冰曾是北洋水師的管帶，劉公島鏖戰時，夫人來探望。薩鎮冰說：“這裏是什麼地方？今天是什麼日子？告訴她就當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淚而歸，不久就去世了。薩鎮冰後來重建民國海軍，解放後還當過中央軍委委員，但終身沒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勝利後欣喜若狂，寫下了“終有揚眉吐氣天”的詩句。去世前還贈詩毛澤東：“尚望舟師能再振。”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真正開始正視中國並試探與中國建立邦交，自朝鮮戰爭始。

記者：請再談談日本甲午一役後的結局。

劉亞洲：日本的結局與中國正好相反。甲午戰爭中國敗了，卻是鳳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輝煌；日本勝了，卻在勝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戰爭不僅使日本淘到現代化的第一桶金，還嘗到了“國運相賭”，“以小博大”的甜頭，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已狂妄得沒有邊際了，竟然叫囂要“將旭日旗插上喜馬拉雅山山頂”。美國學者研究認為，日本患上了一種“勝利病”，什麼仗都敢打，什麼國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戰爭後的旅程，我認為就是一場奔喪的過程。直到犧牲了上千萬軍民，挨了兩顆原子彈，輸得一幹二凈：交出了朝鮮，交出了滿蒙，交出了臺灣，除了一個衝繩之外，其他吃進去的東西都被迫吐了出來。種未滅，國已亡，至今還是個非正常國家。這一切，不能不說都與甲午戰爭有關。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來是優點的東西，走到極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島民善冒險，總是搞突然襲擊。憑借冒險和偷襲，日本贏得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濫用這種力量，在最後一場戰爭中則遭到慘敗。韓國學者李禦寧指出：“襲擊珍珠港的念頭，來自剎那間一擊取勝的劍道和相撲，但那場地太大了。每當把盆景樹木要移植到廣闊的平原時，日本總是犯大錯誤。”

當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圖片為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