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權力從何而來？
2012-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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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明確了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權力，那麼知識的生產者或者知識份子就會產生另外一種態度，跳出要不依附權力，
如果明確了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權力，那麼知識的生產者或者知識份子就會產生另外一種態度，跳出要不依附權力，要不反對權力的兩難困境，從而在為追求新知識創造前提的條件的同時賦權於自己。
知識份子的權力從何而來？權力在英文裏是power。這個詞在中文裏也可以翻譯成為力量。無論是力量還是權力，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都是一種能夠影響人類行為的能力。說知識份子的權力就是說知識份子作為個人或者群體對其他個人或者群體的影響力。
知識份子的權力從哪里來？這個問題表面上清楚，但實際上很不清楚。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從歷史和現實看，在知識和權力之間，一直存在著兩種現象。第一種現象是知識和權力的一體化。中國社會很少討論知識的權力，往往把權力這個概念給予其他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即一般所說的政治權力。沒有人會懷疑政治權力的存在，但也很少有人會相信知識本身的權力。在中國，對知識來說，如果要獲得權力，就只好選擇和擁有政治權力的個人或者群體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知識只有通過和政治權力的關聯才得到權力，而知識本身不能體現為權力。第二種現象是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高度緊張關係。這種現象往往發生在那些掌握知識但沒有權力的人那裏，這些掌握知識的人認為自己應當有權力，不滿於沒有權力的狀況，和掌權者競爭權力，於是出現緊張狀態。也就是說，反權力的人也是為了追求權力。
這兩種現象在中國的知識環境中都具有重大的意義。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這兩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體系的性質。本欄曾經討論另外一個問題，即中國有無可能發展出一個獨立於權力之外的知識體系？這裏想從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的角度來探討知識權力的來源。
追求權力是人的本性
從哲學的角度看，追求權力可能是人的本性，不可避免。但如果明確了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權力，那麼知識的生產者或者知識份子就會產生另外一種態度，跳出要不依附權力，要不反對權力的兩難困境，從而在為追求新知識創造前提的條件的同時賦權於自己。也就是說，除了依附權力和反權力，知識份子還有第三條道路可以走，那就是追求知識本身。通過追求知識，知識份子可以賦權自己，就是說把自己變得更具有力量，去影響其他社會群體，包括掌握權力的群體，即一般所說的統治者或者統治階級。當然，這並不是說，每一位具有創造知識的人都要自己使用權力。知識是一種能力，但並不是每一個知識創造者都會自己使用這種能力。這種能力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有條件使用，也可以是沒有條件使用；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被他人所使用。
簡單地說，知識份子和權力之間至少可以有三種關係：一、知識份子通過依附權力者而得到權力；二、知識份子可以通過反對權力來追求權力；三、知識份子可用通過創造知識來得到權力。
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人們就可以看到，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簡單。可以把“知識就是權力”（knowledge is power）理解成一個等式。這個等式如何解讀？很顯然，知識既可以是引數，也可以是因變數，就是說既可以用知識來解釋權力，也可以用權力來解釋知識。因此，第一種解釋就是“知識等於權力”，就是說知識產生權力。如果你擁有了知識，你也就擁有了權力。或者說，擁有知識的一方能夠影響沒有擁有知識的一方。上面所說的知識份子和權力之間的三種關係都是說知識份子因為有了知識而擁有或者追求權力，就是用知識來解釋權力。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剛好相反的等式也存在著，即權力等於知識，權力產生知識。也就是說擁有權力的一方也擁有了知識，能夠影響沒有擁有權力因此也沒有知識的一方。例如人們總是在說，“歷史是人寫的”、“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等等。那些擁有權力的人有能力來影響那些沒有權力的人，前者要求後者接受他們的觀點，也就是“知識”。如果存在著“權力即知識”這個等式，那麼人們就可以提出第三個問題，即我們可以反過來質疑“知識就是權力”中的“知識”是否是真的知識。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可以認為知識有可能不是真的知識，而是偽裝起來的權力。
知識可以產生權力，而權力又可以偽裝成知識的形式出現，這使得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形成了類似於“雞與蛋”之間的關係，就是誰先誰後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是沒有可能，但需要人們的理性辨別能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斷挑戰現存的知識或者知識體系，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檢驗它們，去偽存真，從而形成新的知識或者知識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知識份子既完成了作為知識生產者的責任，也為自己創造了力量或者權力的基礎。實際上，這就是英國哲學家培根提出“知識就是權力”（或“知識就是力量”）的原初意義。也就是說，解釋世界一直是西方知識體系的核心。
形而上學有其存在的理由
我們這裏也不能對西方的知識體系作一系統的描述。簡單地說，西方知識體系由這樣幾個各自獨立但又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其一是“形而上”的哲學，包括宗教和人生哲學等。理性主義產生之後，宗教神學並沒有消失，而是得到轉型。首先，宗教神學不再具有壟斷統治地位，不再淩駕於其他知識之上，而是作為其中一種知識形式而存在。作為“形而上”的知識，有其存在的理由，主要是為不同社會人群提供世俗社會無法提供的精神生活。理性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認識到理性本身的局限性。理性主義既無意解釋一切，也無意提供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需要。相反，理性主義意識到精神生活超越人類理性，並且是人類生活的內在一部分。就是說，理性主義也論證了宗教神學存在的合理性。在理性主義者那裏，科學知識和宗教信仰並不是矛盾的。一個人可以同時信仰科學和宗教。其次，宗教神學本身具有了開放性。在中世紀，宗教神學是最教條的。它不容許人們對神學作不同的解釋。人們可能因為對神學教條作不同的解釋而受到嚴厲的懲罰。但隨著理性主義的發展，宗教神學逐漸具有開放性，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而對宗教神學本身作出不同的解釋。
當“形而上”的宗教神學成為其中一種知識的時候，“形而下”哲學得到了長足發展的空間，包括社會、政治、經濟等等社會哲學。各種社會科學面對的是現實，解釋的是現實。“形而下”哲學創造出了一個龐大的解釋世界的知識體系。近代以來，“形而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所帶來的知識體系不是傳統的宗教神學可以比擬的。
無論是基於“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知識，西方的知識體系的發展的背後還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傳統，即工具哲學和批判哲學傳統。知識體系是開放的，因此就有了批判的空間。批判就是挑戰現存的知識體系，把新的因素引入這個體系，培育出導向新的知識體系的種子。但是，如何作理性的批判呢？工具哲學就成為關鍵。認識事物或者知識創造的工具是西方哲學的內在部分。我們可以在湯瑪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看到一個科學知識範式是如何被另一個新的科學知識範式所取代的。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利用新產生的工具不僅對現存知識體系進行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礎上創造新的知識。庫恩儘管討論的是科學知識，但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也是這樣一個過程。“形而上”、“形而下”、“批判哲學”和工具哲學，這是知識體系的不同領域，它們之間互相關聯，又互相矛盾。知識體系之間的這種內在緊張關係推動著知識體系的產生、發展和轉型。這是西方知識體系發展的一般過程。
知識來自於解釋世界，解釋世界可以改造世界。這就是西方“知識就是權力（力量）”的原本意義。在這裏，知識就是一種工具。作為一種工具，知識一旦產生，任何一個社會角色都可以使用這種工具。產生於理性主義的知識體系也可以被當作工具所使用，並且成為一種權力施加於其他社會群體之上。在世俗領域，例如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一種知識體系很容易演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被某一個社會群體（往往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所使用，施加於另一些社會群體（往往是被統治者）之上。這就是馬克思所討論的意識形態的作用。如果說宗教神學是教權（宗教力量）施於社會的意識形態，那麼意識形態也可以說是世俗政權施於社會的宗教神學。義大利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論討論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的作用，一旦當一種話語施加於社會並且被社會接受的時候，這種話語就會產生無窮的力量。當代法國社會學家福柯更進一步向人們展示一個社會群體如何使用話語權來統治其他社會群體。在福柯那裏，每一種話語背後實際上就是權力。話語就是權力，權力就是話語。
話語就是權力
“話語就是權力”。指出這一現象非常重要。儘管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實，但這種現實的存在至少提醒人們要對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有清醒的認識。在一些領域，權力往往以知識的形式展露出來。這種情況的存在，對知識份子來說，至少有三點意義：第一，這要求人們不要害怕權力，權力不見得就是真理（即接近實事的知識），掌握權力不見得是掌握了真理；第二，權力是可以被挑戰的；第三，權力結構是可以被改變的。改變權力結構的其中一種有效方法就是改變論證這個權力結構合法合理性的知識體系。知識可以被權力用來把自己合法化，那麼改變知識也就可以改變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從而把變化的因數引入權力結構。很顯然，在改變權力結構過程中，知識的生產者（或者知識份子）必須扮演一個關鍵作用。如果普通社會成員傾向于接受統治階級的話語，那麼知識份子必須對此保持理性精神，對現存權力結構保持批判的態度。不過，我們不能把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僅僅理解成為一種破壞力量。任何權力結構，無論是政治權力，或者知識權力，一旦形成，就會傾向于發展成為一種既得利益，開始具有保守性和封閉性。一旦這樣，這個結構就會開始自我萎縮。批判變得重要起來，因為批判促使這個結構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處於一種開放狀態，向未來開放。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開頭提出的問題，知識份子的權力從何而來？我們可以來總結一下西方背景下的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了。主要有三種：
一、知識份子權力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來源就是解釋現實的能力，也就是創造新的知識體系的能力。這個群體可以被稱為知識創造者或者生產者；
二、知識份子的權力也可來自對知識的使用。知識使用的物件可以有不同，可以為了自我，或者其他社會成員，例如掌握政治權力者和經濟權力者。知識使用的目標也可以有不同，例如可以為了維持或者改革現存的體系，也可以是為了追求利益；
三、知識份子也可以通過反體制（無論是現存權力體制還是知識體系）而獲得權力。這是批判傳統領域的知識份子。
這裏面又經常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次群體。第一個群體可以說是“規範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公共知識份子”。他們往往是職業的批判者，從“應當怎麼樣”的角度也即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來批判現實世界。他們很少質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否合理、是否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可行性、是否能為社會增經利益等問題。這部分人往往從社會公眾尋找權力，即通過勸說公眾相信並接受他們的理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群人往往採用的方式就是首先搶佔道德制高點，把自己點綴成為道德的化身；同時也竭力從道德角度來批判現實或者他們的反對者。
另外一個群體可以被稱為“實證派”。這個次群體即上面所說的第一類知識份子即知識創造者重合。他們不是對道德不感興趣，而是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努力做到“去道德化，”因為他們關係的是事物本身到底是怎樣的、未來的發展邏輯怎樣、如何為社會增經利益等等問題。
【鄭永年】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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