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暴力的制度基礎

2011-08-18 880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各種形式的暴力案件快速上升，社會不穩定因素遽然凸現。在種種暴力行為中，主要表現在政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各種形式的暴力案件快速上升，社會不穩定因素遽然凸現。在種種暴力行為中，主要表現在政府官員與人民之間的暴力行為，政府官員對社會成員實施暴力，而社會群體對政府官員也實行暴力。當然，也存在著一個社會群體對另一個社會群體，或者一個社會成員對另一個社會成員等形式的暴力行為。不過，即使是後者，很大的責任也應當歸咎於政府。很簡單，在任何社會，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維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缺失，只能說明政府的失責。

當然，暴力也不是中國社會所特有。今天，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歷史的進步並沒有減少社會暴力行為。在任何一個社會，暴力的根源非常多。中國社會的暴力行為也體現為中國特色。任何社會都不期望暴力行為的興起。暴力產生了，就要分析暴力行為的根源，才能採取有效的舉措來減少和控制。公權力的責任是提供公共秩序，控制暴力行為，但中國的公權力往往成為社會暴力的根源，因此有必要從中國公權力的暴力化來透視當代中國社會暴力行為的崛起。（在中國，暴力也具有深厚的社會根源，這需要專文論述。）

中國社會暴力的大制度背景，就是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制度空間分佈的不均衡。在發達社會，往往是社會決定國家，人民決定政府；而在中國則相反，社會和人民的存在空間基本上取決於國家和政府。換句話說，在發達社會，尤其是先發展社會，國家和政府的權力是社會和人民賦予的；在中國，國家和政府決定了社會和人民是否能夠得到權力，能夠得到多大的權力。

在後發展中社會，典型的是亞洲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等，政府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的發展過程中，較之發達社會扮演一個更為重要和關鍵的角色，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政府也決定了社會的生存空間。不過，隨著社會本身的不斷發展和成熟，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制度空間分佈逐漸趨於均衡，呈現出一個良性的互動方式。在學術界，人們經常把這樣的社會稱之為“強政府、強社會”模式。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早期，也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目標，試圖改變改革前只有國家、沒有公民社會的嚴重失衡情況。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社會得到迅速的成長和發展。在1980年代，國家公權力首先從農村逐漸減少，在農村實踐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為城市市民社會造就了巨大的空間。1990年代中期之後所進行的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更是為社會空間的成長打下了制度基礎。

公權力擴大激化民間政治意識

應當指出的是，在政治領域，尤其在基層，儘管社會也具有了一些空間，但並沒有得到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空間。社會的成長和發展發生在除了政治以外的其他領域。鄧小平南巡之後，正是因為社會在其他多個領域獲得了很大的空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們參與政治的要求得到緩解，因為人們把對政治的熱情，轉移到了經濟和社會方面。

但是近年來，中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受到嚴重的擠壓。和從前一樣，在政治領域，社會照樣沒有實質性的空間。更為嚴重的是，在非政治領域，社會空間也在迅速縮小。例如，在經濟領域，國有部門的快速擴張，迅速擠佔了原來民營企業的空間；在政治領域，隨著維穩機制的推行，社會其他方面的空間也縮小。這就導致了很多負面的結果。首先是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空間分佈的嚴重失衡，公權力迅速擴展，而社會空間縮小。其次，社會空間的縮小直接導致了社會不能正常發育，不能產生自我管理機制，自我約束能力弱。社會自治能力的弱化，表明社會無法自我解決很多問題，必須依靠公權力，從而為公權力的進一步擴展提供了機會。再次，無論是在經濟還是其他領域，無論是國家、政府還是其代理人，都是以政治的方式來擠佔社會空間的，這必然導致社會的政治性反彈。社會群體和成員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受擠壓，它們也必然訴諸於政治的手段來面對其所面臨的困難處境。針對政府官員的暴力只是其中一種政治表達方式。

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這種關係，就構成了今天中國社會暴力行為的大背景。具有同樣重要性的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這些年的政治和政策大環境的變化——對“法制”和“法治”的忽視和漠視。法制是任何一個國家最為基礎的制度，是其他所有基本國家制度的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國家暴力和暴力使用必須法制化。在這方面，中國這些年來不僅沒有多大的進步，而且在很多層面發生倒退現象。

總體上說，中國在1980年代提出要建立法制，1990年代在中共“十五大”上又提出了要建立“法治”，以“法治”為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無疑，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立法方面的進步，但在司法方面仍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如果司法有問題，那麼立法方面的最大努力也會無濟於事。

對司法破壞導致社會信任流失

在鄧小平時代，執政黨對法制的重視可以說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的歲月，執政黨領導具有強大的政治意志來確立和發展中國的法制。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執政黨也是這樣做的。無論是党的最高領導人還是人大系統都經常強調法治。中國沒有法治傳統，法治因此是個目標，它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建成的。在建設法治過程中，政治和政策環境非常重要，無論對官員還是社會成員，法治教育可說是要天天講、月月講和年年講。但最近這些年來，各級政府對法治的強調消失了，重點轉移到了其他政策目標，包括“和諧社會”、“社會正義”、“維穩”等等。儘管這些目標和法治並不矛盾，這些目標的達成最重要的還是法治，但一旦政治和政策的重心轉移到了其他方面，法治就遭冷落和忽視。在很多方面，實踐已經表明，一旦失去了法治建設，這些其他目標不僅沒有能夠實現，反而會走向反面。

在對法治強調得不夠的同時，對司法的破壞趨向嚴重。司法的政治化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權勢階層使用各種方法來逃避司法，社會和人民對司法也失去最為基本的信任。一旦當一件事情發生，人民不會訴諸於法律，而是會尋求其他政治方式，例如找領導人、走關係等，其中也包括暴力。在任何國家和社會，司法是社會和國家、人民和政府之間最為寶貴的中間或者緩衝地帶，兩者可以在司法這個中間地帶協商、討價還價。一旦失去這個地帶，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就馬上會演變成為直接的對立關係。一個嚴酷的現實是，這些年來，很多本來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的問題，最終演變成為暴力，不管是政府官員對老百姓的暴力還是老百姓對政府官員的暴力。

在這些政治和法制大環境下，人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從一些具體的制度因素尋找公權力的暴力行為根源。

國家壟斷暴力是任何一個現代社會的標誌性特徵。儘管中國從法理上說也是這樣，但在實際層面則不然。國家對暴力的壟斷已經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首先是國家暴力機器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近年來，隨著社會暴力行為的增多，國家的暴力機器也在多元化，就是說傾向於設置越來越多的暴力機關來應對社會暴力。城管是一例。近年來所設置的從中央到地方的“維穩辦”也是一例。不過，多元化必然導致分散化。一旦缺少協調，就很容易導致暴力的濫用。例如，這些年城管制度已經出現了多少問題，就是沒有人去解決，沒有其他的制度去制衡它。

與多元化同時存在的現象，就是暴力機器的分權化。如果多元化指的是同一政府層面的不同暴力機構，分權化指的是中央和地方關係。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但執行政策的是各級政府。因此，暴力機器的使用處於分權狀態。地方政府負有地方社會穩定的責任，地方穩定可以說是地方政府的重中之重。儘管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使用不同的方式來維持地方穩定，但一旦穩定被視為是頭等大事，地方官員就會傾向于隨意使用甚至濫用暴力機器。

國家暴力私有化的隱患

這裏，一個相關的現象就是法制的地方化。法制最能體現現代國家（中央政府）的權力。在大多數國家，法的權力大多由中央或者聯邦政府壟斷，尤其是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只在涉及到地方事務的領域具有法的權力。即使在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法律權力，但中央（聯邦）法高於地方法，地方法要服從於國家法。儘管中國從理論上說屬單一制國家，但地方政府擁有著實際上遠較其他政治體系更大的法律權力。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司法系統，就中央和地方關係來說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即沒有和地方政權獨立開來。地方政府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來影響法律的實施，司法因此往往成為地方政府的工具。

一種更為嚴重，也是最令人擔憂的現象是國家暴力的變相“私有化”。這種現象已經存在很多年了。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權）和黑勢力的勾結，借用黑勢力來解決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例如，在城市拆遷方面，地方政府、發展商往往勾結在一起，“雇傭”黑社會勢力來為“拆遷”清除障礙，而黑社會所用的暴力手段無奇不有。實際上，基層政權的黑社會化成為普遍的現象。近年來，有另外一個現象已經受到各方面的關注，那就是“黑監獄”現象。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容許一些社會利益群體建立“黑監獄”，來應對上訪的社會成員。

社會暴力行為在迅速增加。暴力的增加無疑損害社會秩序。任其發展，就會摧毀整個社會秩序。顯然，政府作為行使公權力的唯一合法組織，有責任來遏制、控制和管理暴力。如果這一目標不可實現，和諧社會無從談起。要走上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關係的和諧，在政府層面，至少有兩個方面的事情要做。

首先是要給社會鬆綁，造就成熟的公民社會或者市民社會。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社會不能發展出自主組織，什麼都需要依靠政府，那麼政府負擔就會不堪重負。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會，可以大大減少政府的負擔。公民社會的發展不是不需要政府，而是說政府要把傳統上很大一部分權力讓渡給社會本身，讓社會發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公民社會建設的基礎上，政府可以來規制社會，管理社會。

其次是大力強化法制和法治建設。政府要規制社會和管理社會，法制和法治是最有效的方式。這裏同樣重要的是，政府要用法制來管理體現公權力的暴力機器及其使用。如果暴力機器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最主要手段，而且法律失去了對暴力機器本身的管理和控制能力，那麼必然會導致無窮的政治後果。

【鄭永年】作者是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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